- 订阅者
- 3,099
- 最近发帖
- 3 天前
资料采集于 2026-11-21 · 非实时
简介
我宁可痛苦,我不要麻木。
查看 Telegram 上的原始简介
我宁可痛苦,我不要麻木。
评分构成
算法 v1 · 评分说明系统基础分 5.6(1 + 维度贡献 4.59) · 最终 5.6
维度 输入 维度值 权重 贡献
内容质量 未经判官审核 (按中性值 0.5 计) · 40% 0.50 40% +1.80
安全风险 未经判官审核 (按中性值 0.5 计) · 30% 0.50 30% +1.35
受众规模 3,099 订阅者 · 12% 0.50 12% +0.54
近期活跃 最近发帖 3 天前 · 10% 1.00 10% +0.90
Telegram 认证 无认证 · 4% 0.00 4% —
官网互链 无关联工具 · 4% 0.00 4% —
近期动态
在 Telegram 查看全部一边是儒生出身的行政司法官员,一边是看似学术纯粹但实际上官方化的经学博士,两者在政治的维度上既有重叠,也逐渐有了龃龉。
言其重叠,是因为经学博士的“王官之学”和儒家官员的行政司法实践,共同将学术思想的意图贯彻到政事和律令中,多少制衡了君主的个人意志和利益阶层的专权专制。
因此,汉宣帝及以后,朝廷的重大决策、大臣的谏言建议、皇帝的圣旨圣裁,都要找儒家作依据,就好比后代的文件一上来先要写“为贯彻落实……批示”之类。但这些引经据典只是表面文章。真正的做法是从义理上、案例上发挥对政治的影响,叫作“引经决事”,顾名思义,就是照着儒经来平决事务
125 次浏览
他或许能理解,儒家改制不是由一个人、通过几件措施就可以实现的,也不能寄托于一位皇帝身上。公孙弘穷尽后半生,就是给儒生铺就了一条通达的仕途,从而与外戚、勋旧在官场上分庭抗礼。而即便是这样一项看似简单的事情,也必须由公孙弘这个既懂儒学还能取得皇帝信任、对待政敌心狠手辣的人才能完成,而董仲舒一生所做的政治实务,只是为帝国的法律事务做做顾问。
好在他把毕生关于天人感应、灾异论说的道理,都深深融入公羊学说里,为汉朝后来的儒生们大谈灾异打下了基础。
145 次浏览
事实上,“儒”最初就是礼官,就是搞祭祀和礼仪的。是孔子赋予了儒学以政治哲学的品质,孔子是大立法者。叔孙通完成了儒家在帝国时代转型的第一步,就是先入局,但他无力实践孔子的立法,在刘邦眼里他只是一个“司仪”,而不是立法者。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:叔孙通谄媚、识时务的秉性,竟然剧烈影响了此后汉代儒家的气质。这决然出乎坚强刚毅、矢志不移的孔子和孟子立法的初衷。
171 次浏览
再后来,《汉书》在评价叔孙通时,就没有用这个词,而是很平淡地说“立一王之仪,遇其时也”
154 次浏览
这些儒生弟子们得了官还赚了钱,都喜不自禁,说叔孙通实在是当代圣人,“知当世之要务”
148 次浏览